张家界尘肺病患者:“我没得选择,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2009年,有太多尘肺工人的记忆,先是“张海超开胸验肺”,后是深圳风钻工“尘肺门”事件。这些罹患尘肺的工人付出他们的青春和血汗却只换来重病缠身,艰难的维权路之后有人得到了微薄的补偿,然而这并不足以支撑继续治疗的费用和家人的生存开支。这些人,是张家界的原住民,可是火爆的旅游经济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分毫利益,并没有为他们分担丝毫贫穷的痛苦。于是,不甘在贫苦中等死的部分尘肺病人被迫重操旧业,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全家人的生存。难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发展?

2015年,张家界的旅游收入预计达到286亿元,但同一时空下的原住民,每家人的现金收入还抵不上一张门票钱。饼做大了,就人人有份儿吗?

昂贵的门票与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2015年暑期的一个傍晚,火车经停张家界站后,我坐上了最后一班从张家界开往桑植的班车。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再次踏上了桑植这片革命的热土。从2009年开始跟进张家界桑植县的尘肺工友维权,至今已有六年。每每到这个地方,在对照那些商业的旅游宣传和景点与原住民的生活后,更加缅怀一百年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桑植人贺龙。而今,百年过去了,桑植仍旧没有摆脱贫困县的帽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并没有给这片土地带来富裕,耕地资源的稀缺和就业机会的缺乏使得每年还是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

第二天,我坐上了从桑植县城到芙蓉桥乡的班车。从县城通往芙蓉桥等乡镇的公路多年缺乏养护,在一路灰尘和颠簸中,28公里的山路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芙蓉桥白族乡。这是一个风景秀丽且有着浓郁白族风情的乡镇,先民们在南宋末年从大理迁至于此已有800年历史,仅从环境来看,你很难将这个地方与尘肺病联系起来。

我先去了尘肺三期工人王兆和的家里。十多年前,王兆和与哥哥一同赴深圳做风钻工。2007年,王兆和的哥哥在做风钻时从孔桩井口坠亡,留下患精神病的妻子和一对未成年儿女托付给王兆和来照顾。然而,祸不单行,在2008年,王兆和就感觉到明显的胸闷和气喘,直至2009年在深圳接受职业病诊断时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尘肺三期。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王兆和已经无力外出打工,自己的一对未成年儿女以及哥哥死后的留下的一家人就主要留给妻子来照顾。由于要照顾这么一大家子人,王兆和的妻子没有办法外出打工。幸好,因为家就在芙蓉桥乡政府所在地,索性靠出租房屋来维持生计。乡镇上很多和他一样的家庭,也将房屋出租出去,每间房屋一年的租金在600元至800元不等。王兆和家出租的房屋在整个芙蓉桥乡算是多的,除了自己家住的屋子,他把其余五间房子全部出租出去,因为地段好,核算下来月收入达到300块钱。但300块钱却要负担两家人的生活,一亩三分水田的出产只够两家人的口粮。但自从王兆和得了尘肺病之后,因无人耕作,其中的一块水田已经荒废。假如水田给别人来耕作的话,不仅不收租金,还要倒贴钱给别人,因为投入会比产出大。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幅场景:人们每天只吃两顿饭,只因自家水田的产出不足以满足人对口粮的需求,而饭菜也简单得可怜——全家人端着米饭围着一碗青菜打转转,耕地的缺乏让农民不可能把金贵的土地用来种植蔬菜。

张家界旅游的火爆跟这些原住民并没有什么关系,既没有创造多少就业机会,昂贵的门票跟他们更是没有半毛钱关系。如果一定要扯上关系的话,那就是旅游业抬高了物价,原住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了。而更糟糕的结果是,旅游所带来的消费主义和生活观念的改变,使得人们的婚姻和家庭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年轻的女孩儿成为了外地游客在张家界的另一位家室,本地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们却因为贫困而没有姑娘垂青。挣钱娶媳妇成为所有年轻小伙子最大的人生目标,而门槛低、来钱快的工地风钻行业自然成为大家的首选。据不完全统计,活跃在深圳建筑工地的风钻工仅桑植县人就不下一千人(此外还有近千余名来自桑植县的外墙清洗工——“蜘蛛人”)。

十年的打工生活下来,当初的年轻小伙子们终于在30出头的时候盖上了房子、娶了媳妇、有了娃。但是,他们也倒下了。此后,妻子改嫁了,新房子空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人们不得不担负起抚养幼小孙儿的责任。

贫困是一种社会传染病

2009年,尘肺三期的谷臣云用维权得来的13万盖起了简单的新房子,但还没来得及住进去就离开了人世。此后,新房子就空荡荡的留在了山脚下,没有了一点人气。妻子将女儿谷香托付给自己年迈的父母,远赴东莞电子厂打工。谷臣云罹患尘肺病的日子使得谷香变得沉默寡言,平时与人交流不多,习惯一个人安静地思考与画画。谷香的妈妈在东莞电子厂每天工作12个小时,由于年龄大了,手不太灵活了,每月下来工资只有两千块钱,每年只有春节期间能够回家。2014年,谷香的妈妈重重跌了一跤,导致下颚粉碎性骨折,做手术安装了钢板。取钢板的二次手术费要八千元,但做了手术,谷香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成了问题,谷香的妈妈只好拖着迟迟没做二次手术。

46岁的尘肺三期工人谷泽威目前身体状况愈来愈差。由于现在经济窘迫,妻子也因照顾不过来而感情疏远。谷泽威的哥哥在深圳做风钻包工头,偶尔会给他一些钱来接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谷泽威和他的一些亲友都是被哥哥带出去做了风钻而得了尘肺病。如今,他的哥哥也是尘肺一期,为了给自己的家庭留下一笔生活费,他仍不断从桑植甚至更偏远的地方招揽农民工进入风钻行业。谷泽威已经没有了任何收入,全部依赖哥哥的接济。仅仅在今年春节前后,谷泽威就出现了三次病危,他觉得能活到现在完全是福分。

与谷泽威相距不远的尘肺三期工人钟以传在我到达芙蓉桥乡的当天因病危被紧急送往张家界人民医院救治,刚上完小学一年级的小儿子钟亚鹏因无人照料也一同前往医院。钟以传在通过2009年维权后,拿赔偿款开了一个小卖部,生意并不好,每月的盈利也就只有两三百块钱。但一场病不仅把以前的积蓄全部花光,而且还欠下了外债。

贫穷已经成为一种传染病,贫困者越来越贫困,而疾病让原本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尘肺病的救治需要耗费很多钱,洗一次肺就要上万块钱,即便最保守的治疗,每月的花销也要两三百块钱。而且,尘肺病人有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而病危。人们甚至觉得拿到赔偿款后不久就去世的工人的家庭是幸运的,因为没有因为治病花光所有的钱。人走了,其赚钱或者因病补偿所建的房子,就像一个个墓碑,证明其曾存在的意义。而这个地方,这样的价值观和生产、生活方式未尝不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

2014年,桑植县数十名尘肺病人通过不断上访才得到了每人每月80块钱的低保,而其他尘肺工人则因为没有去“闹”连这微薄的福利都没有。农村的借贷信任体系与互济机制已经因借款人无力偿还而瓦解。尘肺病家庭除了自去年开始每月80元的低保外,得不到任何在地的支持。而张家界每年200亿元的旅游收入(2015年预计达到286亿元,且仍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并没有分毫流入他们手中。

2009年深圳“尘肺门”事件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的参加者通过个人募捐的方式于2011年先后在耒阳和张家界启动了尘肺家庭子女助学计划。2014年,北京永青农村发展基金会也开始下拨善款来支持耒阳和桑植县的尘肺家庭。但两者相加,每年40余万元的筹款落到尘肺家庭学龄孩子的头上也不过三千元,杯水车薪,无法阻止孩子们辍学和提前结束教育的大势。这些年轻的尘肺工人子弟,有不少又走上了父辈的道路——为了偿还父亲患病期间的欠款,为了家庭的生计,他们只得再次用一个人的命去换一家人的生存。如今,在深圳及广东其他城市的工地上依旧活跃着桑植风钻工人的身影,你无法想象到的贫穷逼得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去做这样一份工资不菲的职业。

“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身患尘肺但为了生计仍不得不外出做工的还有钟平协。2009年夏,深圳爆发“尘肺门”事件。湖南耒阳百余名在深圳工地做工的风钻工被查出患有尘肺病——一种以前从未听说过、难以治愈、难以逆转但却降落于自己身上的职业病。消息很快传到同样在深圳工地做工的湖南张家界风钻工人的耳中,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会不会也得了尘肺病。于是,紧接着耒阳工人的行动,桑植的工人也要求深圳职防院对他们进行检查。检查的结果让大家气愤而沮丧,他们气愤工地从未给他们讲过风钻行业会存在这样大的职业伤害,他们沮丧的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耒阳的工人不再做风钻了,钟平协的桑植老乡们也都退出了风钻行业,或者以深圳市政府所谓的“人文关怀”款为投资资本,转身成为包工头。钟平协也被检查出罹患尘肺,在经历气愤与沮丧之后,他又默默地回到了建筑工地,继续做他的风钻工。我在建筑工地遇到了他,问他为什么还选择继续做风钻。他说:“家里有三个孩子,一对双胞胎刚学会走路,妻子在家带娃,父母年事已高。全家七条命都得靠他养活。他也害怕自己的肺变成石头。做,死自己一个;不做,全家七口人都得饿死。”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平静让我内心隐隐作痛。我勉强问了一句:“那做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呢?”他说:“我没得选择,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2009年被查出患有尘肺病之后,钟平协继续留在工地做风钻,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无法维持太长时间,所以想在能做的时候尽量多挣些钱留给家里人。就这样一直做到2012年底,钟平协的身体已经难以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于是,在2013年,他开始照顾孩子,妻子在附近的水电站找了份工作。

钟平协一家七口人,人多地少,一共只有三亩水田,一年下来把稻谷全部卖光,也只有三千块钱的毛收入。妻子陆玉玲每月工资也只有一千多元,家庭的压力使得妻子不堪重负,于2014年5月与钟平协协议离婚。妻子带着原来的那个孩子另嫁他人,一对不满六岁的双胞胎留给了钟平协来照料。离婚对于一个已经正在走向死亡之路的尘肺病人来说,是一个比尘肺病本身更加摧残生命的因子。有如耒阳尘肺工人徐新生所言,离婚是尘肺病人的死亡加速器,耒阳双喜村的很多实例证明了这一点。

离婚的变故让钟平协更加虚弱。在妻子离开钟家的那天,这对双胞胎女儿拖着妈妈的衣服不让妈妈离去,但是妈妈还是流着泪掰开了女儿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去。女儿哭着说:“妈妈不要我们了,我们也不要妈妈了,我们还有爸爸。”或许是这对双胞胎女儿的哭泣使得这个男人重新振作了起来。不久之后,钟平协将这对女儿托付给自己年老的父母,再次拿起风钻走上了这条作死之路。然而,如今40岁的钟平协被尘肺病折磨得体力大不如从前。他觉得自己还年轻,尝试找过工厂的工作,但与谷明立一样,他已经上了深圳市用工黑名单,他们没有办法去正规单位打工,因为一签合同上社保就能显示出他们的黑名单,单位就不要他们了。钟平协只有到建筑工地重操旧业,因为工地用工不正规,不需要签合同上社保。由于呼吸困难,2015年春节过后,他已经无法继续从事井下风钻作业,只是在井口做些小工的工作,每天100块钱的工价既要供养两个即将上一年级的女儿上学,又要供养患病的80岁高龄的双亲。

最让钟平协揪心的事,不知村里的小学还能不能办得下去,如果办不下去的话,一对双胞胎女儿就得去芙蓉桥乡中心小学去上学。这样一来,成本就大大增加,不仅要去中心小学附近租房子由老人照顾,而且在吃饭方面的成本也将大大增加。

就在我们访问他家后的第二天,钟平协再次远行,外出谋生。六年前钟平协的那句话再次回响在我的脑海:“我没得选择,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转自:土逗公社 作者:李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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